孙思邈,京兆华原(今陕西省耀县)人,生于隋开皇元年(581),卒于唐永淳初(682),享年101岁。孙氏精通医药,著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(简称《千金要方》)和《千金翼方》,收载药物800余种,药方5300余首,对我国医药学贡献很大,影响很深,后世尊奉为“药王”。 由于他读书甚多,著作颇丰,真正做到了读“三世”医书,所以他在医术上高人一筹。汉阳王患水肿,弄得众医缩手,不敢处方,经其诊治,很快就好了。净明比丘尼患吐泻很严重,许多名医都治不好,经孙思邈医治,也得到痊愈。一次,他碰见几个人抬着一副棺材去埋人,只见棺材滴出鲜红血点。实践经验告诉他,这人没有死。于是他上前解说,立刻开棺抢救。只见棺内一位年轻女子脸色蜡黄,但脉搏还在微微跳动,原来是因难产失血过多而窒息。他急忙选好穴位,扎针救治。一会儿一个胖娃娃“哇哇”出生了,产妇也苏醒过来。一针救治两条人命,一时成为天下传奇。
孙思邈行医于穷乡僻壤,无论贵贱贫富,长幼美丑,怨亲善友,都一视同仁,视为亲人对待,不顾个人安危,尽力医治,抢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他淡然于功名利禄,常过隐居生活,为民治病,享百岁高寿。
孙思邈曾两次入川。第一次是贞观六年前后,到过内江、江津等地;第二次在贞观十年,到过三台、中江、成都等地。推算孙思邈在四川活动的年岁应在55岁至77岁之间。《千金要方》是在峨眉山或青城山写成的,或者至少其一部分是在峨眉山写作的。
佛教对孙思邈及其中医学学术的影响,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。
一、与道宣和尚的交往
历史上曾有四次灭佛,史称“三武一宗灭法”,在孙氏百年生活的其前与其后均有灭佛之活动,唯孙氏在世之百年中,佛教是兴盛发展的年代,佛法研究与信奉佛教之志士学人也众多,往来中国的印度、日本佛徒及中国去印度取经及翻译之著名和尚也多在此一时期。孙思邈与佛教和尚交往并关系密切者,即著名一时之道宣和尚。《酉阳杂俎》载:“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,与宣律和尚相接,每年交往互参宗旨。据《宋高僧传》卷十四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记有:“处士孙思邈,尝隐终南山,与宣相接,结林下之交,每一往来,议论终夕。”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载:“道宣,唐高僧,丹徒钱氏子。初居终南山白泉寺,后居京师西明寺。与处士孙思邈结交。持律坚定,号为南山律。乾封间圆寂。”
按道宣和尚,为唐代高僧。隋代大业八年(612年)16岁时,从智首法师受具戒。初居终南山白泉寺,在唐·武德中(618-626年)驻锡长安西明寺。奉旨参加玄奘法师从天竺归来后的翻译梵文经书工作,在译场负责润文。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,应当比孙思邈小15岁。孙氏与道宣的交谊极为深厚,可从“议论终夕”一言可知是无话不谈的了,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同一般。史书更以“林下之交”来形容,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到了闲雅、旷逸与超脱的最高境界。
《酉阳杂俎》还记载:“忽有老人,夜诣宣律和尚求救,……乞和尚法力加护。宣公辞曰,贫道持律而已,可求孙先生。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。”
从字里行间来体察,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交谊和了解,道宣是不会推荐的。考道宣在唐武德间(618-626年)由终南山移居长安西明寺。孙氏在贞观元年(627年)比道宣后一步到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废宅寄寓。他自公元627年又先后由终南山奉召回到京城长安,虽然道宣住西明寺作翻译印度佛经文字之润色工作,孙思邈住光德坊之鄱阳公主废宅,交往自然不如在终南山可以朝夕相处,但密切之友谊使他们仍时常研讨学问。道宣从孙思邈之处学得医药卫生知识,孙思邈从高僧道宣律师处学得佛学知识。他们都是求知若渴,好学勤奋之士,孙思邈接受佛教思想与佛教医学理论,无疑来自道宣高僧为主要方面。其次,在孙氏的医疗活动中诊治过不少比丘、比丘尼,同时参阅佛家医学经典等,也是重要的来源。
二、吸取佛教的名相
孙思邈与佛教,在正史中仅仅有《旧唐书》“兼好释典”及佛学史书中道宣传记里提到的“与孙思邈处士,结林下之交”,此外就没有可靠的资料,所以两部《千金方》才是可以反映出佛教对孙氏医学学术影响颇深的最好证据。
《千金翼方·退居》中云“若知进不知退,知得不知丧,嗜欲煎其内,权位牵于外。其于过份内热(热中之热)之损,胡可胜言。况乎身灭覆宗之祸,……‘以香沾之,身数沐浴,务令洁净,则神安道胜也,’……自然事闲,无物相恼”,就是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及知足少欲,不向外驰求的思想。
《备急千金要方,大医精诚》中提及医者行医之道当以“精勤不倦,…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的精神为准则。书中又云“不读内典,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”。“慈悲喜舍”为佛教常用语,代表着四无量心,四无量心即指“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的因,愿一切众生远离诸苦及诸苦的因,愿一切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怡悦,愿一切众生脱离贪嗔痴心住平等舍”。孙氏所倡导医道“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,非常符合佛家强调的四无量心的内涵。
书中还记载“多用生命以济危急,虽曰畜贱人贵,……夫杀生求生,去生更远。”佛教强调戒律,其中第一戒,就是戒杀生。“寻此二途,阴阳报施,岂诬也哉。”因果学说,又是佛教中重要理论之一。孙氏医著中多处强调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,如“性自为善,不习无不利也。性既自善,内外百病皆悉不生,祸乱灾害亦无由作,此养性之大经也。”这里孙氏又将佛教的善恶因果观用以释病患之所生多由性不善,行不利引起之理论,也足以证明佛学对孙氏疾病预后观之深刻影响。
三、佛教思想与《千金》观
在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引入了大量的佛教思想、宗教仪式,成为孙氏医学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养性》曰:“故愚者抱病历年,而不修一行。”“修行”二字,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什么叫修行》中开示“修行,即是修善恶二所缘业之增益与离避。也就是增益善缘,种善因,结善果;离避恶所缘,离恶因,避恶果”;佛家修行是指“依照佛陀的的完美觉位作为我们所修之相应楷模,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学佛陀的一切,使一切不净惑业缘起恶行远离不得沾边,不使其有所近沾三业增加恶因。而一切缘起善业都要行持,只能增益,不可减损。日日增益善缘、善因、善业,简言之即是时时离恶积善”。佛教认为修行可以转换因果,犹如修一道墙,暂时让恶业果报远离、隔开,让善果先成熟。孙氏所阐述的“不修一行”、“德行不充,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”观点,与佛教之“如法修行,方可转换因果”的谛义,在某一层面上是契合的。
孙思邈作为唐代著名的养生学家,在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各专设“养性”一卷,强调“人之所以多病,当由不能养性”使然,认为“有智之人,爱惜性命者,当自思念,深生耻愧,戒勒身心,常修善事”,故在指导思想上,主张以佛门慈爱之心为怀,应当“常念善无念恶,常念生无念杀,常念信无念欺”,并做到“习以成性,性自为善”;在形式上,藉坐禅入静、念诵,修善事、服水、按摩等方法以“养性”。
“四大”是佛学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。即地、水、火四种构成色法(相当于物质现象)的基本原素,世界万物均由“四大”组成;人身也由四大再加空大、识大构成,并由四大不调而导致身着者病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.诊候》中说:“地水火风,和合成人。凡人火气不调,举身蒸热;风气不调,全身强直,诸毛孔闭塞;水气不调,身体浮肿,气满喘粗;土气不调,四肢不举,言尤音声。”
比较上述两段话,可见其渊源承袭关系。四大造成的疾病,有风大致风病101种,地大致黄病101种,火大致热病101种,水大致痰病101种,佛学总称为“四百四病”。孙氏进一步阐述为:“凡四气合德,四神安和。一气不调,百一病生;四神动作,四百四病同时俱发。”其用四百四病的发病机理解释疾病生成,显然是当时佛学东渐直接影响的结果。但是,四大致病说完全是另一种理论体系,医史上“四大致病说”的影响虽然延续至清代,如今却已销声匿迹,孙思邈医著中的这些内容具有医学史的研究价值。
一代名医孙思邈受道宣大和尚的影响,崇信佛教,他在医德、医理、方药、养生等诸多方面,或多或少,或深或浅,都有采纳与吸收了佛教佛学的思想,并成为其医学学术的重要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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