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思邈，京兆华原(今陕西省耀县)人，生于隋开皇元年(581)，卒于唐永淳初(682)，享年101岁。孙氏精通医药，著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(简称《千金要方》)和《千金翼方》，收载药物800余种，药方5300余首，对我国医药学贡献很大，影响很深，后世尊奉为“药王”。 由于他读书甚多，著作颇丰，真正做到了读“三世”医书，所以他在医术上高人一筹。汉阳王患水肿，弄得众医缩手，不敢处方，经其诊治，很快就好了。净明比丘尼患吐泻很严重，许多名医都治不好，经孙思邈医治，也得到痊愈。一次，他碰见几个人抬着一副棺材去埋人，只见棺材滴出鲜红血点。实践经验告诉他，这人没有死。于是他上前解说，立刻开棺抢救。只见棺内一位年轻女子脸色蜡黄，但脉搏还在微微跳动，原来是因难产失血过多而窒息。他急忙选好穴位，扎针救治。一会儿一个胖娃娃“哇哇”出生了，产妇也苏醒过来。一针救治两条人命，一时成为天下传奇。

　　孙思邈行医于穷乡僻壤，无论贵贱贫富，长幼美丑，怨亲善友，都一视同仁，视为亲人对待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尽力医治，抢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他淡然于功名利禄，常过隐居生活，为民治病，享百岁高寿。
　　孙思邈曾两次入川。第一次是贞观六年前后，到过内江、江津等地；第二次在贞观十年，到过三台、中江、成都等地。推算孙思邈在四川活动的年岁应在55岁至77岁之间。《千金要方》是在峨眉山或青城山写成的，或者至少其一部分是在峨眉山写作的。
　　佛教对孙思邈及其中医学学术的影响，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。
一、与道宣和尚的交往
　　历史上曾有四次灭佛，史称“三武一宗灭法”，在孙氏百年生活的其前与其后均有灭佛之活动，唯孙氏在世之百年中，佛教是兴盛发展的年代，佛法研究与信奉佛教之志士学人也众多，往来中国的印度、日本佛徒及中国去印度取经及翻译之著名和尚也多在此一时期。孙思邈与佛教和尚交往并关系密切者，即著名一时之道宣和尚。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，与宣律和尚相接，每年交往互参宗旨。据《宋高僧传》卷十四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记有：“处士孙思邈，尝隐终南山，与宣相接，结林下之交，每一往来，议论终夕。”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载：“道宣，唐高僧，丹徒钱氏子。初居终南山白泉寺，后居京师西明寺。与处士孙思邈结交。持律坚定，号为南山律。乾封间圆寂。”
　　按道宣和尚，为唐代高僧。隋代大业八年(612年)16岁时，从智首法师受具戒。初居终南山白泉寺，在唐·武德中(618-626年)驻锡长安西明寺。奉旨参加玄奘法师从天竺归来后的翻译梵文经书工作，在译场负责润文。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，应当比孙思邈小15岁。孙氏与道宣的交谊极为深厚，可从“议论终夕”一言可知是无话不谈的了，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同一般。史书更以“林下之交”来形容，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到了闲雅、旷逸与超脱的最高境界。
　　《酉阳杂俎》还记载：“忽有老人，夜诣宣律和尚求救，……乞和尚法力加护。宣公辞曰，贫道持律而已，可求孙先生。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。”

      从字里行间来体察，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交谊和了解，道宣是不会推荐的。考道宣在唐武德间(618-626年)由终南山移居长安西明寺。孙氏在贞观元年(627年)比道宣后一步到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废宅寄寓。他自公元627年又先后由终南山奉召回到京城长安，虽然道宣住西明寺作翻译印度佛经文字之润色工作，孙思邈住光德坊之鄱阳公主废宅，交往自然不如在终南山可以朝夕相处，但密切之友谊使他们仍时常研讨学问。道宣从孙思邈之处学得医药卫生知识，孙思邈从高僧道宣律师处学得佛学知识。他们都是求知若渴，好学勤奋之士，孙思邈接受佛教思想与佛教医学理论，无疑来自道宣高僧为主要方面。其次，在孙氏的医疗活动中诊治过不少比丘、比丘尼，同时参阅佛家医学经典等，也是重要的来源。
二、吸取佛教的名相

　　孙思邈与佛教，在正史中仅仅有《旧唐书》“兼好释典”及佛学史书中道宣传记里提到的“与孙思邈处士，结林下之交”，此外就没有可靠的资料，所以两部《千金方》才是可以反映出佛教对孙氏医学学术影响颇深的最好证据。

     《千金翼方·退居》中云“若知进不知退，知得不知丧，嗜欲煎其内，权位牵于外。其于过份内热（热中之热）之损，胡可胜言。况乎身灭覆宗之祸，……‘以香沾之，身数沐浴，务令洁净，则神安道胜也，’……自然事闲，无物相恼”，就是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及知足少欲，不向外驰求的思想。

     《备急千金要方，大医精诚》中提及医者行医之道当以“精勤不倦，…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的精神为准则。书中又云“不读内典，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”。“慈悲喜舍”为佛教常用语，代表着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即指“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的因，愿一切众生远离诸苦及诸苦的因，愿一切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怡悦，愿一切众生脱离贪嗔痴心住平等舍”。孙氏所倡导医道“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非常符合佛家强调的四无量心的内涵。
　   书中还记载“多用生命以济危急，虽曰畜贱人贵，……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。”佛教强调戒律，其中第一戒，就是戒杀生。“寻此二途，阴阳报施，岂诬也哉。”因果学说，又是佛教中重要理论之一。孙氏医著中多处强调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，如“性自为善，不习无不利也。性既自善，内外百病皆悉不生，祸乱灾害亦无由作，此养性之大经也。”这里孙氏又将佛教的善恶因果观用以释病患之所生多由性不善，行不利引起之理论，也足以证明佛学对孙氏疾病预后观之深刻影响。
三、佛教思想与《千金》观

　　在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引入了大量的佛教思想、宗教仪式，成为孙氏医学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养性》曰：“故愚者抱病历年，而不修一行。”“修行”二字，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什么叫修行》中开示“修行，即是修善恶二所缘业之增益与离避。也就是增益善缘，种善因，结善果；离避恶所缘，离恶因，避恶果”；佛家修行是指“依照佛陀的的完美觉位作为我们所修之相应楷模，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学佛陀的一切，使一切不净惑业缘起恶行远离不得沾边，不使其有所近沾三业增加恶因。而一切缘起善业都要行持，只能增益，不可减损。日日增益善缘、善因、善业，简言之即是时时离恶积善”。佛教认为修行可以转换因果，犹如修一道墙，暂时让恶业果报远离、隔开，让善果先成熟。孙氏所阐述的“不修一行”、“德行不充，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”观点，与佛教之“如法修行，方可转换因果”的谛义，在某一层面上是契合的。
　　孙思邈作为唐代著名的养生学家，在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各专设“养性”一卷，强调“人之所以多病，当由不能养性”使然，认为“有智之人，爱惜性命者，当自思念，深生耻愧，戒勒身心，常修善事”，故在指导思想上，主张以佛门慈爱之心为怀，应当“常念善无念恶，常念生无念杀，常念信无念欺”，并做到“习以成性，性自为善”；在形式上，藉坐禅入静、念诵，修善事、服水、按摩等方法以“养性”。
　“四大”是佛学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。即地、水、火四种构成色法(相当于物质现象)的基本原素，世界万物均由“四大”组成；人身也由四大再加空大、识大构成，并由四大不调而导致身着者病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．诊候》中说：“地水火风，和合成人。凡人火气不调，举身蒸热；风气不调，全身强直，诸毛孔闭塞；水气不调，身体浮肿，气满喘粗；土气不调，四肢不举，言尤音声。”

      比较上述两段话，可见其渊源承袭关系。四大造成的疾病，有风大致风病101种，地大致黄病101种，火大致热病101种，水大致痰病101种，佛学总称为“四百四病”。孙氏进一步阐述为：“凡四气合德，四神安和。一气不调，百一病生；四神动作，四百四病同时俱发。”其用四百四病的发病机理解释疾病生成，显然是当时佛学东渐直接影响的结果。但是，四大致病说完全是另一种理论体系，医史上“四大致病说”的影响虽然延续至清代，如今却已销声匿迹，孙思邈医著中的这些内容具有医学史的研究价值。
　　一代名医孙思邈受道宣大和尚的影响，崇信佛教，他在医德、医理、方药、养生等诸多方面，或多或少，或深或浅，都有采纳与吸收了佛教佛学的思想，并成为其医学学术的重要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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